你做了很多,却离好妈妈越来越远

文/虹影

图/Stephan Schmitz

我放学回家,见房门紧闩,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 “是你妈回来了,”父亲说,极浓的浙江口音,“饿了没有?”他掉过头来问。我说,“没有。”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父亲说,“饿了的话,先吃点填肚子。” “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我说。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我突然不安起来。

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四人抬的氧气瓶,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她抢着做这事,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还紧抱氧气瓶不放。

被救上岸,第一句话就说:“我还能抬。”

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而是怕失去工作,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她抬河沙,挑瓦和水泥。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母亲赶去了。那时还没我,正是大饥荒开始时,母亲饿得瘦骨嶙峋。耐火砖又厚又重,担子两头各四块,从江边挑到山上,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

一天干下来,工钱不到两元。另外两个女工,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又累又饿,再也迈不开步,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被人看见告发了,当即被开除。

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

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对母亲说:有个运输班班,都是些管制分子,你怕不怕?母亲赶紧说不怕。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群众监管”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没人肯去干的活,才轮到这批人去干。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周末才回家。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

哪怕我讨好她,给她端去洗脸水,她也没好声好气。

卷起她的衣服擦背,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像骆驼背,两头高,中间低,正好稳当放杠子,是杠子的肉垫。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

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双腿不雅观地张开。

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跟猪一样,还流口水。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

母亲在外工作,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到晚上天黑,他眼睛看不见,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

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了。

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

我总禁不住地想:十八年前,当母亲生我养我时,更明白说,十九年前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怀上了我?

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

或许是我自己,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坏牙,补牙,牙齿掉得差不多。眼泡浮肿,眼睛混浊无神,眯成一条缝,她透过这缝看人,总认错人。她头发稀疏,枯草般理不顺,一个劲儿掉,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

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因为背驼,更显得短而臃肿,上重下轻。走路一瘸一拐,像有铅垫在鞋底。因为下力太重,母亲的腿逐渐变粗,脚趾张开,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长年泡在泥水中,湿气使她深受其苦。

唯有一次,早晨刚醒来,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打着一把油纸伞,天上正飘着细雨。

我突然想她也有过,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一张年轻柔润的脸。

我慢慢地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谁也没搭这个茬儿,看来,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

在母亲与我之间,岁月砌了一堵墙。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越长越高,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其实这堵墙脆而薄,一动心就可以推开,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

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这时,母亲的真心,似乎伸手可及,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

//////////

但这是我的母亲,她一说粗话脏字,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  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她关门砰的一声,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这些我都受不…



慧心荣德心理咨询中心  京ICP备09034732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