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心理治疗的“疗心”异同

文/郑世彦

 “心理治疗的目的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治愈’患者,而是帮助他们知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使他们走出受害者的角色。其目的是帮助受困扰的人了解到,只要现实可行,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不可避免,他也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生活情境。”

——罗洛·梅

“禅在其本质上是了解人的存在之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束缚到自由的道路……我们可以说,禅彻底而自然地解放了贮藏在我们每个人内部的一切能力,这些能力在一般的环境中是被束缚被扭曲的,以至于它们找不到任何适当的途径来活动。”

——铃木大拙

大家都知道,心理治疗帮人抚平创伤,助人心灵成长;而我们知道禅也可以“疗心”,那么,禅与心理治疗到底有何相同和不同呢?

在《禅宗与精神分析》一书中,弗洛姆谈到禅宗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他首先说道:“精神分析与禅宗都探讨人的本性以及导致人转变的实践,它们两者的差异却似乎大于其相似之处。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没有宗教的性质。禅却是达到‘悟’的一种理论与方法,是一种在西方也会被称为宗教或神秘的体验。精神分析是一种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而禅则是一种精神拯救的方法。”

这一段话确实道出了禅宗与精神分析的重要区别,但是,这似乎只是弗洛姆欲扬先抑的一种手法,事实上,禅宗与精神分析特别是他称作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相同点颇多。且不谈“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就说弗洛伊德的治疗体系,弗洛姆说:“与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完全相反,弗洛伊德自己的体系已经超越了‘疾病’与‘治疗’的概念,它关心的是人的‘拯救’而不仅仅是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在这个治疗精神病的医学治疗概念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弗洛伊德很少表达,也许甚至是他自己也很少意识到的。”

弗洛伊德有一句话或许最好地表明了其精神分析学的宗旨,即“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正如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的,“其(精神分析)目的在于加强自我,使其日益从超我中独立出来,扩充其视野,以便从本我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这是一项填海式的文化工程。”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治疗在于“把人从神经症的症状、抑制以及变态性格中解放出来”,但他同样看到,精神分析师的作用超越了治病的医生,有时候他是患者的榜样,有时候他是患者的教师。分析师和患者的关系乃是建立在对真理的热爱之上。

弗洛姆指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中还有一些其他超越疾病与治疗概念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三点:一是知识导致改变。弗洛伊德认为在认识自己这个行为中,我们也就改变了自己。这里有点中国禅宗“直指本心”或王阳明“致良知”的意味。二是对无意识的重视。这一观点超越了西方的理性思维,自由联想方法的使用,亦是别出心裁,感觉与禅宗的公案有得一拼。三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弗洛伊德认为“照看一百只羊,不如寻找一只迷途的羔羊”,他愿意花费数年的时间为同一个人做心理分析。这已经超越了功利的价值观,有点像佛家所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当然,弗洛姆说道:“以上所述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已自觉地接近东方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前面提及的许多因素,在弗洛伊德心中,与其说是有意识的,倒不如说是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完全是西方文化的产儿,他对人的描绘基本上是其所处时代的图像。在弗洛伊德看来,人受其力比多驱使,想方设法消除紧张;理智与情感相分裂,人是智性自我;友爱不切实际,神秘体验也是不靠谱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患者所遇问题之演化,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星星之火终得以燎原。20世纪初,患者去找精神分析师是为了看“病”,消除某种特定症状,他们的目标是——“没有蛀牙”之类。半个世纪过去乃至现在,人们去看心理医生却是因为“心有不安”,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他们感到生活无趣、工作乏味、婚姻不幸福。他们患上了新的“时代病”——与自我、同胞、自然的疏离。

弗洛姆说道:“对于这些患时代病的人,精神分析能够给予什么帮助呢?……这个帮助是——而且必须是——不同于以往那种排除症状、使患者重新发挥社会功能的治疗。对于那些在异化中受苦(疏离)的人,治疗并不在于使他免除疾病,而在于使他获得幸福安宁(well-being)。”那么,这个幸福安宁意味着什么呢?弗洛姆说道:“幸福安宁意味着在情感上与人和自然完全交融,克服分裂感和异化感,达到万物一体的体验;与此同时又体验到我自己是一个独立自在的实体,是一个不可分离的个体。幸福安宁意味着人完全地诞生,成为他潜在的样子;意味着充分的欢乐和悲哀,完全的觉醒……”

弗洛姆认为,任何对幸福安宁的尝试性回答,必须超越弗洛伊德的参照体系,走向对人类存在的基本概念的讨论,这一基本概念是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基础。就弗洛伊德体系来说,其主要目的是使无意识意识化,用自我占领本我。然而,弗洛伊德想要恢复的无意识一般只限于人格中很小的一部分,即那些在童年经验中被压抑的本能冲动。而且,对于多数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些无意识的发掘是为了治疗疾病,那些与症状无关的无意识,则很少受到关注。不过,随着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无意识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在这一面荣格做了杰出的工作。作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目标,自然也不是疾病的消除,而是幸福安宁的到达!

这实际上与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治疗目标都非常相似。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从其治疗中看到了什么是美好生活。罗杰斯的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对美好生活的见解》,而其副标题是《充分发挥人的机能》。在描绘“更加充分发挥机能的过程”之图景时,罗杰斯写道:“看来,心理上自由的当事人趋向于变成一个更加成分地发挥机能的当事人,趋向于能够充分体验并接受他的每一个感受和反应。他越来越多地运用他的全部机体感官,尽可能准确地感知内外的生存环境。他利用他的神经系统提供的所有信息,在意识中运用它,但是他承认他整个的机体也许而且常常比他的意识更具有智慧。”

存在主义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在《自由与命运》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说:“心理治疗的目的不是在传统意义上‘治愈’患者,而是帮助他们知觉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使他们走出受害者的角色。其目的是帮助受困扰的人了解到,只要现实可行,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不可避免,他也可以自由地接受他的生活情境。”

这样的阐述与禅的目标又何其相似!铃木大拙曾说:“禅在其本质上是了解人的存在之本性的艺术,它指出从束缚到自由的道路……我们可以说,禅彻底而自然地解放了贮藏在我们每个人内部的一切能力,这些能力在一般的环境中是被束缚被扭曲的,以至于它们找不到任何适当的途径来活动。……因此,禅的目标就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疯狂或残废。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由,它使我们心中固有的一切创造性和仁慈的冲动得以任意活动。”

当然,如果你不秉持以上的心理治疗价值观,认为心理治疗就是治病的,那么,禅与心理治疗也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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