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文/张昕

我认识一位爱迟到的姑娘。从上小学第一天,到工作后的第N年,她始终稳坐“迟到大王”宝座。

上学时,爹妈打骂,说她寡廉鲜耻,脸皮比城墙都厚;现在,爹妈会转发很多职场警句or人生忠告,告诉她细节决定成败,迟到的员工没有前途,余生必将在黯淡悔恨中度过。

然而,不管小时候挨了爹妈多少窝心脚,还是工作后被扣了多少全勤奖金,神也无法阻挡她想迟到的心。哪怕是今天起了个大早,她也一定会因为种种原因赶个晚集——打车没打到,化妆没化好,出门脚崴了,衣服勾破了……

一开始我也和所有人一样,只当她也是个不会守时,没有责任心的人。

但后来,我发现在她的人生面临的问题中,迟到真的算不上个事儿。

比这更严重的是:她焦虑,抑郁,敏感,易怒,有评价恐惧症、强迫症行为,还有极拧巴的亲子关系。

或者说,迟到只是一个表象,就像身体上的处处溃烂。看着触目惊心,但溃烂的脓疮本身却不是病,而是病症引起的白细胞对身体的自我保护。

于是我对她说,迟到算毛线,有枪毙的罪过吗?

我这么说,结果当然是被周围人批评了。迟到怎么不严重?面试迟到,你压根得不到工作机会;见客户迟到,可能影响一单生意;见领导迟到,造成的不良印象用几倍的优良表现都无法弥补……

你们说得都对。我自己是个很守时的人,也非常不喜欢人迟到。但为什么我还是要对她说——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不重要的事情也可以说三遍)

因为,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她开会、见客户、做活动、赶飞机——从来没有迟到过。

这就意味着,她明明可以做到不迟到。同时也指向一种可能性:问题并不出在迟到本身。

再后来我又发现,她也并不是不在乎自己迟到这件事情;相反,她对自己天天迟到的事感到非常困扰——她说,自己经常焦虑得整晚睡不着,上网搜索着避免迟到的小贴士直到后半夜,于是第二天毫无悬念地,起不来床了。

对于领导同事指出她爱迟到这件事,她也非常在意,尽管别人是出于善意的提醒,她的玻璃心却能立刻崩碎成渣,想到了父母言犹在耳“寡廉鲜耻”的训斥……

可以说她对迟到这件事的焦虑程度,甚至都超过了迟到本身对她的影响。而且,也不光是迟到,在她生活中,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小事,都给她带来着同样的困扰。她每天活在自己是个loser的自责中,也活在对前途渺茫的恐惧中,却就是无法做到痛改前非。

她的这种迟到,几乎像是一种强迫行为。即使起得不晚,她也会因为各种原本可以避免的原因磨蹭到最后一刻——比如9点上班,路程1小时,算上堵车,只要7点30出门就完全可以避免迟到,但她却一点提前量也不会给自己留,宁可磨蹭到7点59分也绝不会出门,这样一旦在路上遇到堵车或其他突发状况,迟到就毫不意外了。

这听上去和“晚睡强迫症”又有点迷之相似。说是强迫症,说是没有勇气结束这一天,其实都是源于内心底对一件事情的排斥感,而这种排斥,可能自己都未曾察觉。

这位爱迟到小姐敞开心扉地对我说,类似的事情在她的成长经历中还有很多

——

鸡蛋剥得不光滑平整,被斥为“弱智”“小事都做不好”“让人瞧不起”;

屋子乱,是“不自爱”“邋遢”“没人愿意娶你”;

穿了吊带背心,是“有伤风化”“肥得像猪一样”“心思发野了”

……

但在父母痛斥的这些“罪状”中,没有一条是她改正了的,只要在父母看不见的地方,她一边焦虑自责,一边却“屡教不改”。

于是我就在她每次像祥林嫂一般向我诉苦时,不厌其烦地告诉她——

鸡蛋剥得不平整又怎样?剥得好能竞选党委书记吗?

不会收拾屋子有什么?只要花几十块钱,钟点工就可以帮你做得又快又好,明明可以通过社会分工来解放自己,为何非要跟自己过不去?

穿吊带衫怎么了?够得上公共场合行为不检的罪名吗?会被检控吗?

……

有人反驳我:动手能力差,不整洁不自律,穿着明明不适合自己的着装,确实就是减分项呀。

是,你们说得都没错,但就如同迟到这件事一样,和她的心理问题比起来,这些减分项就真的都已经是不重要的小事了,心病先得用心药医,然后才谈得上其他后话。

“我长大后唯一改了的大概就是留指甲这件事。”她对我说。

小时候父母不许她留长指甲,见她指甲长了不剪,就会咬牙切齿地痛骂“恶心”“龌龊”“不像正经女孩”,甚至还因此揍过她。但她留了十八年的长指甲,几乎到了不挨揍不会去剪的地步。

转机出现在她上大学之后,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女同学,整洁、美丽、温和、成绩优异。据她形容“像阳光照进了我的生活一般”。

尽管那位女同学并不知道,可她却开始以女同学为榜样,模仿她的衣着,学着她整理书桌,跟着她去图书馆自习。有一天,这位女同学无意中说了一句“呀,你的指甲有点长哦”。从那天以后,她再也没有留过长指甲。

你看,就像她明明可以不迟到一样,她也明明可以做到不邋遢。

她其实并不是和长指甲难舍难分,也并没有被床封印,她只是太热爱反抗父母了。还记得每个叛逆期的孩子吗?尽管最后在父母的威压下不得不屈服,可是父母暴怒的表情,焦急的唠叨,对一个反抗中的孩子来说,简直是糖果一般的诱惑。

说白了,这又是一起由于亲子间长期无效甚至反效沟通造成的失败教育案例——孩子敏感+父母简单粗暴。对于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缺点,她本是一个中性的态度,却在父母的斥责中不断得到强化。她一方面将这些负面的童年经历延伸至成年后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在焦虑和迷茫中对反叛的快感欲罢不能。

父母咬牙切齿的模样,已经内化成她心底的自动思维,具体体现在:当有人从社会常理的角度去教育她迟到/邋遢的弊端时,她心中便会自动唤醒创伤体验,感受到强烈的羞辱。

她将说教者视作父母的投影,强权的化身,本能地对假想敌们产生排斥和抵触情绪,从而一再“屡教不改”。直到生活中正面榜样的出现,才触发了她自己从内部渴望改变的动力。一个是外部的压力,一个是内在的动力,驱动力不同,行为方式才会有所改变。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就提到了儿童期经历对成人人格的影响,同时他还提到了个体为了缓解焦虑感而采用的无意识对抗方式——如防御机制(记住,防御机制本身不是病理的,相反,它们在维持正常心理健康状态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正常防御功能作用改变的结果可引起心理病理状态),即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

防御机制中有一个类别叫攻击机制。迟到或其他坏习惯,是表达对父母不满的一种方式——即“你不许我干嘛,我偏要干嘛”。而在父母更强势的情况下,反抗意识就被压抑到了潜意识里——即“我也不想和你唱反调呀,但我就是做不好能咋办”。

当然,弗洛伊德在现代心理学中的地位两极化特别明显,其被诟病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意识/潜意识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够被很好地实证。

因此,后弗洛伊德主义的学者们开始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人格研究。其中,Erik Erikson#不是我口吃,他就叫这个名字#早期曾受到佛洛依德的女儿Anna Freud的影响,提出了个体发展的8阶段理论,认为在心理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种亟待完成的“任务”,成功完成任务可以增强自我力量,帮助人更好地适应环境,顺利地度过这一阶段,并且提升后续阶段任务完成的可能性。在青年期的重要任务就在于获得同一性,即自我意识的确定和自我角色的形成。如果不能很好地获得同一性,就会产生“自我认识”与“他人对自己认识”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的结果是,要么强烈对立,要么盲目顺从。

按照Erikson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够顺利度过一个阶段,那他就无法平稳地发展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比如爱迟到小姐,尽管已经步入成年,却还沉湎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叛逆幻觉中无法自拔#

于是她在我的建议下和父母一起去看了心理医生。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她(以及和她存在类似问题的相当一部分人),迟到是一件不重要的小事。

因为,当她和她的父母终于都接受了“迟到等缺点并没有那么可怕且不可原谅”之后,她并没有变本加厉地成为一个迟到狂魔。反而,她的迟到情况,连同她的其他“恶习”一起大为改观了。

当然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是“迟到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句话就有神奇的疗效,让她立马重获了焕然新生,这样未免太过唯心。

她的自我救赎,是一个持续了好多年的、中间来回反复的、相当长期的过程。在反复强调“相比情绪问题,这些小缺点真的不重要”之后,再加上自我调整,她终于肯摒弃自动化思维,与潜意识里所埋怨着的父母和解,与内心不肯成长的青春期叛逆少女和解。

解开心结,脱离心魔,像割掉毒瘤一般,让她真正从内心想要拥有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才是她积极成长的真正原因。

作者 | 张昕,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公众号:Dr昕理学(ID:PKUPsy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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