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发呆才是最好的事

首先是一个小福利~

我们知道在生活节律被打乱的现在,每个人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

所以我有一些担心你,想着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你好受一点。

因此特意免费为每位有需要的人提供了30分钟的交流时间,

为了更好地陪伴。

医院呵护您的身体,我们关心您的心灵。

文/陈道明

图/Ryan Miller

01

到了喜欢往回看的年龄了。小时候我家住一个小楼房,院外有一棵很粗的老槐树,夕阳西下,窗帘撒的都是慵懒的光,我愿意看着老槐树的枯枝,因为上面栖满了乌鸦。

常德道小学一年三班,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个班级。前些日子和同学小聊,一聊没完没了。我这班同学是从小学一直到中学,因为住在一条街上,所以朝夕相处。

这条街叫重庆道,街还在,老人儿不多了。更多的是为了看这条殖民街的游客们。往日的静谧已荡然无存。

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就是第一次越来越多: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第一次——什么叫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想起那个年代,制服、自行车,吃的是大锅饭,我庆幸经历过它。尽管经过文革各种运动,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但那种单纯带来的美好,始终不能忘却。

那时候世界没有这么赤裸,一个孩子是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包裹在金钱里往前走的。也可能是因为自尊,也可能是因为虚荣,也可能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大家就是在一起完成一个工作,因为那是我的职业。八十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我们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酬劳上,每个月大家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等到九十年代开始,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庆幸的是,我这些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思想,完美主义的念头始终没有放弃——尽管时常被物质崇尚所摧残。

九十年代名利的出现也教会了我轻狂,到什么程度?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我说过我不爱交朋友,其实不然。只是交往方式不同,我不会跟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我甜如蜜。我觉得人真是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时候有朋友跟我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我会制止他。一,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是没有用的;二,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走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它是最好的方式,只是我接触社会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可能别人觉得厮守在一起很美好,很快乐,其实也不错。

02

有三十岁的朋友告诉我,他活得很焦虑。社会走得太深,你就会焦虑。能对生活多控制一点,焦虑就会少一点。

一天到晚在饭桌上跟人吃饭说话——说的话跟自己毫无关系,说的都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好消息、坏消息、真消息、假消息都得搁进去——你就是垃圾桶,你盛也得盛,不盛也得盛。这么多垃圾,怎么可能不焦虑?

朋友往往会问:你在家都干嘛?我说什么都没干,发呆呢。

我认为发呆是最放松的事。尝试把自己脑袋放空,哪怕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挺幸福的。

人生大部分是空白,人忍受不了空白就要往里边填东西,给自己加载。其实最好的事儿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发呆。有一起发呆的瞬间,说明关系是多么放松。我们常常在与人接触时让自己撑着,都是怕话掉地上,话接话,赶快接起来,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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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焦虑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不自由。我觉得很多人达到“自由”的状态是在“无能期”:退休了,社会不需要你了,年轻人不需要你了,孩子不需要你了,有人认为这是自由,其实那不叫自由。自由不是被抛弃,而是放弃。

我曾经在西北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幅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我一直在体会着它。“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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